为提高对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的抗病毒治疗效果，国内外学者在病例选择，检测方法，制定方案，随访观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[1,2,3]。自1998年起，我们采用动态观察HBV DNA定量变化来指导抗病毒治疗，现将结果报告如下。 1. 材料与方法 1.1病例选择：男48例，女12例，年龄12-52岁，平均38±6岁，病程>1年，血清HBsAg，HBeAg，抗-HBc均阳性（ELISA，法，试剂由上海科华公司提供）HBV DNA基因拷贝>1×102/ul（PCR荧光法），血清谷丙转氨酶（ALT）>100u/L。（诊断均符合1995全国第五次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）。
1.2方法：1.2.1 HBV DNA基因拷贝定量1×102-9.9×103/ul30例为A组。1×104-108/ul 30例B组。两组年龄、性别基本相同。
1.2.2 两组均采用相同治疗方案，第一月α-1b干扰素（赛若金、深圳科兴）3MU肌注1次/日，胸腺肽100mg（长春、长生实业有限公司提供）静滴1次/日。第二，三个月两药各隔日一次，全疗程3个月。
1.2.3 两组均在治疗前，中、后15天，30天、60天、90天、180天，捡测血清HBV DNA定量，（冰箱低温保存全部血清，治疗结束后再作一次HBV DNA定量检测，避免批间误差）。同时检测血清ALT，谷草酶（AST），HBsAg、HBeAg，抗-HBe，以观察应答反应。
1.2.4 HBV DNA定量PCR法，采用荧光定量PCR法，下线量1×102/ul（卫生部批准试剂盒，中山医科大学达安基因诊断中心提供，温州协作点专业技术人员操作，实验室符合GMP标准，PE5700序列检测仪）。
1.2.5 治疗中如血清ALT>100u/l，胆红素（Tbil）>34umol/l者加用五脂胶囊，甘利欣，苦黄对症处理。
1.2.6 统计学处理采用x2检验。
1.2.7 完全应答标准：HBV DNA<1×102/UL，HBeAg阴转，抗-HBe阳转，ALT正常范围。
1.2.8 随访完全应答者随访中出现HBV DNA低水平复制者，再次予以干扰素或拉米夫定（单用）抗病毒治疗。 2．结果 2.1 两组HBV DNA变化见表1。
2.2 血清HBV DNA含量与干扰素应答关系见表2。 表1 两组治疗后不同时间HBV DNA变化的比较（<1×102/ul）（例，%）组别 | n | 30’ | 60’ | 90’ | 180’ | A 组 | 30 | 10（33.3） | 13（43.0） | 15 （50.0） | 19 （63.0） | B 组 | 30 | 0 （0） | 5 （16.0） | 8 （27.0） | 10 （33.3） |
P值均<0.025 表2 治疗12周后血清HBV DNA含量与治疗应答的关系（例，%）组别 | n | ALT 复常 | HBeAg（-） | 抗-HBe（+） | A组 | 30 | 27 （90.0***） | 21 （70.0） | 60.0* | B组 | 30 | 15 （50.0） | 13 （43.3） | 33.0 |
A组与B组比*P<0.005，**P<0.001 2.3 治疗结束后一次性检测保存的血清HBV DNA的结果与分批检测时结果相同。
2.4 两组28例治愈者，随访第4月5例血清再次出现HBV DNA低水平复制（1.5×102/ul）ALT60-90u/l。3例及时采用干扰素再次治疗，1月后HBV DNA再次阴转，肝功能保持正常至今，2例未采取干扰素再治疗临床再次复发。 3 讨论 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后过强的细胞免疫，病毒的活跃复制，启动或激发肝脏反应是导致肝细胞损伤的两大因素。以往过分强调了细胞免疫发病机制，而忽视了病毒复制水平与致病性之间的因果关系。α干扰素仍为抗乙型肝炎病毒的一线药，疗效确切[4]。多年的临床治疗结果发现，干扰素的疗效与HBV DNA在体内的复制水平有关[5]。我们的临床观察亦支持这一点，①治疗前HBV DNA低水平复制者的疗效明显优于高水平复制者，A组优于B组。②治疗中动态观察病毒复制水平迅速下降者治愈高，HBV DNA水平下降慢者治愈率低。③治疗结束后，HBV DNA完全阴转者，肝功能持续保持正常，复发率低。④随访中HBV DNA基因拷贝仍保持或再次出现较高水平者，对干扰素应答率低，ALT下降慢。停降酶药ALT反复升高。可见血清HBV DNA水平是反映病毒复制活动最直接，最可靠的指标。因此动态观察血清HBV DNA变化，对于病毒感染的转归，病情及预后的判断，干扰素抗病毒疗效的评价以及病例选择，方案制定有指导意义[6]。 本组采用α-干扰素联合腺肽方案，HBeAg阴转率，HBV DNA清除率均较目前文献报道的单用干扰素提高，其可能机制如下：①促进外周血CD4+淋巴亚群百分率上调，CD8淋巴亚群百分率下调，CD4/CD8比值升高；②调节细胞因子，显著提高机体IFN诱生能力，降低血清可溶性白细胞介素-2受体，提高白细胞介素-2的作用。③降低血清肿瘤坏死因子率，改善免疫功能，抑制HBV的复制[7]。 我们以上观察从某些现象上揭示了HBVDNA复制水平与α-干扰素联合胸肽治疗方案间的量效关系。但观察病例尚少，况且影响干扰素等药物抗病毒的因素是多方面的，故有待进一步探讨。 目的 探讨HBV DNA定量分析与α-干扰素联合胸腺肽抗乙型肝炎病毒疗效的关系。方法 60例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分为HBV DNA低水平组(A组，基因拷贝1×102-9.9×103/ul）及高水平组(B组，基因拷贝1×104-108/ul)。在干扰素联合胸腺肽治疗前、中，后采用荧光PCR法检测两组血清HBV DNA定量，制定治疗方案。结果 治疗前HBVDNA低水平复制者抗病毒疗效优于高水平复制者；治疗中HBV DNA迅速下降者疗效优于下降缓慢者；治疗后血清内HBV DNA转阴后再次出现HBV DNA低水平复制（基因拷贝1-5×102/ul）可作为病情复发指标。疗程结束后AB两组HBV DNA、HBeAg阴转率分别为63%、70%与33%、43%。结论 动态观察HBV DNA定量变化对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抗病毒治疗的病例选择、治疗方案制定及预测病情复发有指导意义。 资料摘自：中华肝脏病杂志网络版 | 
